中国减排逐步深入 巨额资金投入将必不可少

中国减排逐步深入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着力点在于转换动力机制，完善节能减排的市场制度，政府要从“十一五”期间强力推进节能减排的角色中逐步退出，更加突出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减排的脚步正在加紧。最近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财政部计划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稍早之前，环保部还表示，未来五年将投入1.7万亿元资金用于治理大气污染。这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大气治理计划。

“十一五”以来，在行政力量的强劲推动和巨额资金投入下，中国节能减排步伐大大提速。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23.6%，这相当于少排放约18亿吨二氧化碳，其中，201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就下降5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评论说，这不仅促进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中国的贡献。

他同时表示，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中，能源消费总量还会相应地增长，传统的高碳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减排行动进行时

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2006年成为中国节能减排的原点。

“十一五”规划纲要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

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减少污染排放强度目标，反映了中央政府希望从资源耗竭型的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的社会转型。这一重大政策调整的国内背景是，在连续多年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大幅上升——在“十五”的后三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上升了9.8%，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上升了32.3%和3.5%。

为了实现规划目标，中央政府以行政主导方式强力推行地方节能减排任务。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

2007年，国务院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了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工作。当年开始实施“十大节能工程”，极大地推动了燃煤工业锅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等领域节能减排工作，形成3.4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

在此期间，一系列节能法律法规也逐渐完善，旨在解决高排放和污染“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为此，《节约能源法》重新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开始实施，新的《水污染防治法》正式颁布。

巨额资金投入是节能减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投入节能减排资金2000多亿元，同时，这些资金又带动全国各级政府与企业的节能环保投入1.6万亿元以上，这一数字比“十五”期间增加了70%。

通过强力减排行动，“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4.29%和12.45%，其中，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中国通过节能提高能效，少消耗能源6.3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

目前，碳交易试点、低碳城市试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循环经济试点等都在有序推进，推动了国内低碳实践迅速发展。

在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持的情况下，中国主动承担减排义务的行动再次得到赞赏。

2007年，国家发改委会同多部门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明确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并通过科技研发和社会宣传、管理，推进节能降耗。

从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以及中国对此进行的体制机制建设。

2009年，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远远高于美国宣布的减排17%、欧盟提出的最高减排30%的目标。而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规划，中国最多只需到2020年减排30%。

转换动力机制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节能减排力度依旧。去年发布的《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目标。

到201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10年各减少8%、单位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能耗比2010年下降21%左右，“十二五”期间，要实现节约能源6.7亿吨标准煤目标。

受访专家分析认为，在经济总量仍将快速增加，重化工业比重大、增速偏快，结构性污染仍十分突出的背景下，上述减排任务相当艰巨。为此，节能减排的着力点应放在转换动力机制，完善节能减排的市场制度，政府要从“十一五”期间强力推进节能减排的角色中逐步退出，通过出台更多的鼓励性政策与配套资金支持来引导企业，要更加突出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的主体地位。

“十一五”期间，在行政力量成为节能减排首要推动力的背景下，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能耗的迅速下降，但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技术水平、规模等仍然相对落后，造成企业内生动力不足，由此导致拉闸限电等极端措施。

近两年，减排方式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上文所述财政部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治理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即是通过“以奖代补”形式进行，期待由此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货币资本和智力资本，将钱、人及其他资源配置到大气污染治理的事业上来。就企业而言，受访专家以为，需要进一步增强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主动通过技术革新实现转型升级，避免“落后挨打”。

“从当下来看，低碳节能对一些企业来说并不那么紧迫，但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说，“事实上，这已经造成了我国在对外贸易时出现的‘贸易壁垒’、‘碳关税’及‘碳标签’等一系列问题，而我国部分企业在这些问题上认识不够深，对国际竞争的方向把握不够明确。”

潘家华以为，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有必要在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开发方面有所突破，以引领低碳发展的方向，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

他指出，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来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标准，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国际上失去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警觉起来，行动起来。”

新型城镇化的低碳潜力

在潘家华看来，目前，高耗能原材料产品生产依然过量，在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如此的高产量继续扩张的空间已经不大。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工业的碳排放总量已接近峰值，但是，与之相伴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引发的碳排放将是一个缓慢的持久的上升过程，其背景即是未来若干年的城镇化。

作为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城市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制造了大部分的废物和废气。

因此，正在进行并将持续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可能成为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如果能够做到集约高效，也会成为中国继续深挖减排潜力的主战场之一，能否成功，取决于城镇化发展模式。

最近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我国面临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能源集约化使用的巨大压力。未来二三十年，我国还有一半的城镇化路程要走，但我国的耕地、水、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极为有限，可选择的城镇化道路必须避免美国的城市无序蔓延发展模式。

按照2020年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对2030年发展目标的规划，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在2020年达到60%，在2030年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20年间将转化3亿人口，相当于一个美国的规模。

仇保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GDP挂帅的路径，应该推行质量型、低碳型、社会公正型的新型城镇化。

如何减少城市对能源资源的过高消耗和高碳排放？潘家华以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在城市规划上，注意空间布局和资源的分散配置，避免资源过度集中造成大城市病；二是现在很多城市的商业区、住宅区分离造成严重的交通压力，也增加了整个城市运行的时间成本。因此，在城市内部布局中，应提倡各个区域的功能混合，实现工作生活一体化；三是在技术上提高能效，加快推广电动汽车等新能源工具；四是通过税收等杠杆遏制奢侈浪费之风，将低碳理念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