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1885—1954年），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长治仁厚村人，中山大学（前身为广东大学）创办者，中大第一任校长。邹鲁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但他对20世纪广东学术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两次执掌中大，前后达9年之久，以“研究高深学问，培植专门人才，发展社会文化”作为办学宗旨，努力引进优秀人才，创办研究院，建设新校区，发展学术交流，为中山大学成为当时在国际有影响的大学，做了重要的奠基性工作。

　　2004年，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时，校方在图书馆五楼设立邹鲁校长纪念室，并立铜像以资纪念。邹鲁子女邹永和邹方向中大捐赠了邹鲁的部分遗物，包括书画作品、照片、来往信札，和邹鲁手书《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后记》碑帖原拓本2册。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见证了邹鲁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办中山大学的艰辛历程。

　　早年矢志办教育

　　邹鲁，字海滨，1885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城，父亲是个裁缝兼小贩，家境贫寒。邹鲁8岁入塾读书，常在塾舍附近的利群书报社阅览，从而获得新知识的启蒙。1903年，18岁的邹鲁进潮州韩山书院学习，不久返家乡入读大埔县学堂。

　　他发现该学堂除算学、英文课程外，一切都依旧馆方式，还是背书、默写，便在一篇作文中发泄不满，老师看了大怒，说：“你说这学校不好，你有本事去办一个好的给我看！”邹鲁一想老师说得有理，就真的和同学在大埔办了一所乐群中学，开办经费仅有一个同学的哥哥捐助的4块钱，他们经过努力又争取了一些师友和亲属的帮助，这样一所中学堂便有声有色地办起来了，那一年他只有20岁。

　　邹鲁经人介绍，加入兴中会会员尤列组织的革命团体中和堂，不久又加入同盟会。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邹鲁决定继续求学。1907年，他从家乡筹措到120元钱，约好5位同学好友，前往广州求学。他本意要投考师范学校，但到了广州却发现没有师范可考。当时潮汕、嘉应一带学子到广州的，都想进师范学堂，邹鲁凭着一股青春勇气和在家乡办中学的一点点经验，便提议在广州创办师范学堂。他在《回顾录》中说：“说来也许可笑，我是一个小县里生长的人，广州是一个初游的省城，人地生疏，毫无凭藉，竟倡议办师范学堂，谈何容易！但是我绝不气馁，本着满腔的热情和勇气，认定了我的目标，到处奔走宣传，请求人家帮忙。更拿我从家里所带来的钱，作为开办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偌大一座广州城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潮嘉师范学堂。”

　　求学和革命

　　邹鲁办潮嘉师范学堂的同时，广东法政学堂创办。这是政府公立学校，除官员外，由每县保送2名学员，其余名额招考，但规定投考者必须有科举资格。邹鲁花10块钱捐了一个监生，考取了广东法政学堂，和教员朱执信、同学陈炯明过往密切，从此参加革命活动更加频繁。入学不久，邹鲁看到黄节编著的两本书——《广东乡土历史》和《广东乡土地理》，竟然称客家和福佬都非汉族。他认为黄节抹杀历史，有伤同胞感情，便挺身而出写文章与之辩论，引起所有客家和福佬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公推邹鲁出面与黄节交涉，直到黄节将错误言论纠正过来为止。这样邹鲁在广州学界名声大振，黄节对此并无芥蒂，反而与他成为好友。

　　这个时期邹鲁与丘逢甲的友谊也值得一提。丘逢甲组织台湾共和政府，武装抵抗失败后退居广州，邹鲁慕名求见，谈话间丘发现邹虽出身贫家但有汪洋般浩大气度，便抬头对他说“你从此就算是我的学生吧”。后来丘逢甲任广东省咨议局副议长，邹鲁任书记，两人一起共事，邹鲁受益颇多。

　　1908年、1910年的广州起义，邹鲁都曾参加，失败后逃往香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邹鲁和姚雨平等在广东组织北伐军，姚任总司令，邹任兵站总监，随军经上海至南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邹鲁回到广东任官银钱局总办。1913年，邹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在国会以宋教仁被杀案质问袁世凯、赵秉钧，又提出弹劾政府违法大借款案，被人称为“捋胡须议员”，不久被袁世凯通缉逃往日本。

　　广东大学首任校长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对邹鲁颇为倚重，曾任其为大总统特派员，令其策动讨伐陈炯明。1922年，邹鲁又被任命为广东高等师范校长，因为时局不靖，经费困难，广州中等以上学校不是罢课就是停课，高等师范更因欠薪数月陷于停顿状态。邹鲁此前曾任财政厅长，他很快筹措一笔资金解决了高师的经济困难，使学校运作进入正常轨道。

　　1923年冬，孙中山为北伐革命计，决定在广州创办“文武两学堂”，文学堂即广东大学，武学堂即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广东大学由邹鲁主持，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主持。邹鲁回忆：“十二年冬，有一天，总理召我往见。坐定后，总理就说：‘你办高等师范数月，成绩很好，现在广东教育，还没有完整的计划，我想把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政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起来，组成国立广东大学，你可即去筹备。’总理立刻就委我任筹备主任，负责进行。同时还提到广东工业学校和广州第一中学，亦由我去指导，使广东整个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免人渗入。”

　　广东大学成立之初，校址在今天的文明路高等师范原址，校舍陈旧而逼仄。邹鲁受命筹备后，经过多次查勘，选定广州郊区石牌为新校址，但直到1933年3月他重任中山大学校长后才开始正式建设，1934年秋，农、工、理三学院先行迁入新校开学，并举行新校落成及文、法两学院奠基庆典，邹鲁为此撰有《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

　　邹鲁后来回忆：“第二期建筑工程完毕，石牌新校的规模业已初具，当初荆榛遍地的荒野，突然变成堂皇的大学生区。当我前次游历海外，经过29个国家，每到一国，必定去参观有名的大学，现在根据这种经验来观察本校，自觉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

　　1924年夏天，广东大学正式成立，邹鲁被任命为校长。孙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逝世后，广东大学于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以为纪念。

　　救国也要有学问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邹鲁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因此他主持广东大学校务的同时，还要兼顾国民党的党务。因与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及汪精卫关系不和，他第一次任广东大学校长只一年多时间便于1925年9月离任。

　　1932年2月，邹鲁奉命重掌中山大学。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荒废学业为常事。到任后发现教授和学生都没有上课，后来知道去开救国会了，他想：这种现象如不得到纠正，救国运动将成为害国运动。于是他召集各院院长和各系主任谈话，又召集学生会负责人谈话，告诉他们：“学生以读书为职责；就是救国，也要学问。学生绝对不该因为救国运动抛开学问，更不应因救国运动不守学校纪律。”学生被劝回正常上课后，邹鲁又设法让学校来领导救国运动，教师学生一齐参加，中山大学的抗日情绪更加浓厚。

　　邹鲁在《回顾录》中，谈到他重掌中大时重点打击了两种歪风：一是学生择师，老师则借学生自重；一是学生在校外聚会时公然打牌。广州大中学校筹备联合运动会，在小北路宝汉茶楼聚餐，约邹鲁参加，他发现有两三台麻将，打牌的都是学生，而在场的中大体育主任并不制止。邹鲁大怒，没有吃饭便离开现场，回校后便对此事进行处理，因无法调查打牌的是否中大学生，便将体育主任记大过一次，扣薪水一个月。中山大学从此杜绝麻将之风。

　　学术为天下公器

　　邹鲁对中山大学的教育改革，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视。早在出任广东大学校长之初，他便注意聘请有专门心得的学者为教授，当时易培基任孙中山驻北京全权代表，他同时委托易代为延揽北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

　　邹鲁政务校务繁忙，但对前来教授随时接见。有一个时期，他每天中午分别约请各院系教授聚餐，以便了解各学科动态和教授们对教学和学术的意见，全校30多个系，轮流下来需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决定每周六增加一次学术讨论会，全体教授参加，由相关学科的教授作研究报告。时间一久，邹鲁跟全体教授都互相熟悉，相处融洽。

　　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声有色。邹鲁在任前后，语言历史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研究所等相继成立。1936年春天，奉教育部命令，中山大学将各研究所合并，编辑出版《文史汇刊》、《文科研究所季刊》、《史学专刊》、《民俗季刊》、《教育研究》等杂志，当时在全国学界影响巨大。邹鲁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学术研究成果应当尽量发表，以贡献社会。各种理论，形形色色，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都极力提倡。

　　广东通志馆历史悠久，1916年省长朱庆澜与梁鼎芬等曾主持纂修广东通志，但因时局动荡而中缀。邹鲁重掌中大后，兼任广东通志馆馆长，这样通志馆与中大合而为一，他拟订了20门类撰写广东通志，分别聘请人员及有关教授负责编辑。1935年，18岁的饶宗颐来到广州受聘于中大通志馆，由此开始了一生的学术生涯。

　　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不久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被迫西迁云南澄江，邹鲁因身体有病未能随迁。1939年冬，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邹鲁当选常委。1940年春天，邹鲁以职务与身体原因请辞中山大学校长，教育部决定“给假调治”，暂派许崇清代理校长。

1936年8月，邹鲁（右一）在第11届柏林奥运会看台上

孙中山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主任

邹鲁

邹鲁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