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客家”，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指外来移民；二是“家”，指由中原南下，举家迁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门望族。
从历史上看，客家先民多为中原地区、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迁徙最早始于西晋末、东晋初。《晋书·地理志》豫州条云：“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最后一举灭掉西晋，中原震动，豪门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大变动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带的士族豪门。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他们纷纷迁移南下，而东晋政权为了延揽和照顾这些士族，开始在南方设立这些外来移民的居住侨郡，并以北方地名来命名这些侨郡，以照顾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所设侨郡中规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见从河南地区来的移民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这些贵族的利益，东晋又设立了“给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为“客家”这一称谓，并为客家民系的组织制度和社会结构输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当时，北方大姓几乎全部南移，由于受到东晋政权的保护，这些迁移的北方人并未衰微，反而日渐兴盛，这就为后来的屡屡南移提供了一定的动力源。
从整个客家人的迁徙路线来看，按照历史的划分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五次：第一次是东晋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们来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一带，至皖赣者为多。这次南迂，由于有着东晋政府的种种照顾政策，很快趋向于稳定，并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唐末社会动荡不安，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兵锋纵横南北，这些名门望族受到极大的威胁，客家先民第一次逃难后的落居地正当黄巢起义军辗转往复的要冲，在这种情况下，遂开始第二次迁移，即由皖豫鄂赣等第一时期落居地，再迁至皖南及赣东南、闽西南和粤东北地区。第二次迁移后稳定了三百年。后来，金、蒙古相继占领北方，并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本又一次迁移，这第三次迁移乃是一部分由第二时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东部和北部。经过五百余年之后，客家人又开始了第四次迁移，时在明末清初之际，满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祸烈最为严重的部分客家人，从第二或第三次迁移旧居，分迁至粤中部和滨海地区及川桂湘台等地，一小部迁至贵州南边及云南。客家的最后一次迁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部分客家人又迁至粤南及海南岛，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经过五次迁移，客家人的居住范围已基本稳定，表现出现今所呈现的客家分布态势。
由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不断颠沛流离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谱牒，这数次迁移的始因和路线都十分详尽地记述在他们的谱牒中，不管如何迁移，他们始终都对自我的起源地难以割舍忘怀，常常“述本源流”。在现今所能觅到的客家人族谱中，总是对现世的故居极尽缅怀之情，而他们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区，其中以河南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体是历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经过不断迁徙和流动形成的，是历史所造就的一种文化人文现象。然而，从中原人到客家人毕竟还有一个契合点和转折点。由于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点的变更，那么，这个转折点也体现在其迁移过程中的中转环节。考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发现，福建宁化石壁乡是客家迁徙的中转环节，是中原移民转化为客家人的里程碑。从大量族谱和方志记载来看，宁化石壁乡在客家迁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称道和记铭之所在。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几乎都经过了宁化及其石壁。宁化西北有武夷山脉作为屏障，自外入闽又有一条较为平坦的狭长地带作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这里集结、休养整息之后形成了较为整体化的移民集团再向闽粤等地整股流寓，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时期。因此，凡流寓这里，并在这里认定共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转化为客家人及其后裔，它成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标准，而在历史实际上也确乎如此。
客家人的称谓形成于唐宋，《旧唐书·食货志》、《太平寰宇记》、《元封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中都曾”提到“客”、“客人”、“客家人”、“客族”。记述客家人经过宁化石壁的一些重要谱牒文献，如梅县《丘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兴宁《廖氏族谱》、平远《姚氏族谱》等，记其经宁化也是在唐宋这两次迁徙时期，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实体上，客家民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并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客家方言、客家民俗、客家民居、客家山歌、客家流行音乐、客家童谣、客家民歌、客家人物、客家山水、客家诗文、客家历史、客家饮食、海内外客家分布等多方面。
客家文化分布广泛，主要流行于广东的惠州、河源、梅州、韶关，江西的赣州，福建的龙岩、三明，广西的贺州，台湾新竹、苗栗、桃园等地及国内外其他客家人聚居地。范围主要包括赣江、汀江、梅江、东江和北江流域的赣南、闽西、粤东、粤北和珠江口东岸的客家大本营，还有遍布于湘滇陕黔浙琼等省的散点客家居住地。客家精神的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
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客家学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耕读传家是客家文化的特点，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质，客家人的祖先崇拜、重教观念、寻根意识、开拓精神、以及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三种文化特质的外化；不同支系的客家人，在文化特征上也有所不同。
客家人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台湾等省份，甚至远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地，分布广泛，影响深远。客家人的故事始自千年以前。客家文化在一代代客家人的万里迁徙中，孕育、扎根、绵延、播迁。一部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客家文化的成长史，客家文化的绵延不绝、历久弥新，映射出中华文化的璀璨多样、生生不息。至2017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已有3个。
客家语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
语言是显示一种类型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客家语言是维系客家群体的意识凭籍和精神力量，几乎成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于源于中原，故客家语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从民族源流而论，客家就是汉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大姓，由于漫长的封闭状态，他们的汉族血统似乎更为纯正。语言是居住共同体内交流思想感情、生产生活的第一文化要素，这些清高孤傲的贵族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语言中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尤以唐宋之际为最多。陈沣《东塾集》称：“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广东惠、嘉应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於海摈，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语言的传布不外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小学语的生活语言；，一是授书课读的书面语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较高文化水准，接受的书面语言更多。这在古代被称为 “雅言”。所谓雅言，是相对摒除了“俚语”的那些文明语。在现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这些古代雅言，它们往往可以在古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语中，称我为吾，你为若，他为其，他的为厥，太阳为日，姐为姊，没有为无，吃为食，喝酒为饮酒，稀饭为粥，漂亮为艳，肮脏为垢腻或秽，胖为肥，散乱为阑珊，好了为好矣，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规的文学用语。我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古代汉语，便会发现古汉语传承至今的各方语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语言。诸如此类的用语在客家话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客家应用雅言所达到的口语化程度和古代相差无几。其实，在古代中原地区，也恐怕只是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才用，这些雅言词汇。而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面对南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为了准确一致地名物状义，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识地推广到、固定到生活口语之中，并成为一种传统。它无形中使中原古语—脉相继的沿续下来，成为客家语言的重要内容。
客家话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这种保留的程度比现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统、更规范。例如《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诗歌，尾字总要韵，但用现今时普通语音来说，却不尽然。《诗·齐风·南山》：“葛履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其中的双、庸、从应该叶韵。但由于中国语音至唐一大变，开始分韵，所以现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国，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话中，却对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话诵读上诗，却可以琅琅上口，韵切分明。
客家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专门化、难度很大的课题。从总体来讲，无论是从音韵学方面或训诂学方面，方言学家都认为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汉语最为相近，它保存着许多古中州音韵语汇，有浓厚的古中州风俗色彩。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语，并非单一时代空间内的古音语汇，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韵语汇，它与客家先民南迁的不同时代、不同出发点及所经历的站点密切相关，之所以能保存着这些古音，则主要由于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也由于客家人“多居山地”，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这种语言的形成，则是客家人向客家群体归属的基本条件。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中，昭示着自己祖先、来源的一面明镜。
客家的漂泊与回归
客家是古代中原南迁、聚居闽粤赣的汉族族群，是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客家文化在中国南方的文化中也显得相当突出。在内地，除闽、赣、粤三省外，湖南、广西、四川等省都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华人是客家人。一般认为客家先民均来自中原，他们有的是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有的因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
在中国的文化中，“故土难离”与中原意识是核心的精神之一，而客家先民为了生存、发展，长期的迁徒、流浪，颠沛流离，逐步地摆脱了中原“安土重迁”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因此，以迁徙为特征的客家文化就显得更加别有趣味。“客家”带给人美丽的联想，即使在今天，不少年轻人仍旧以城市的新客家自居，对客家文化做着新的诠释。
其实从古到今，客家文化的核心都有一致的部分，人的流动自然意味着文化的传播，就和我们每一次搬家一样，生活的细碎的闪光会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在客家先民的五次迁徒中，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看到每一次劳作中一粒农作物种子的传播，乡音中一个生动的词汇的传播，服饰中一个褶皱的传播，建筑中一片砖瓦的传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所谓文化不仅是图书馆中的经史子集，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对文化传播的寻找充满生活的气息。
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不但勾画出中原文化传播的轨迹，同时也是新的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客家人原是北方居民，生活在中州（今河南省）。在汉晋年间，因中原动荡，五胡乱华，渡江南下，中原的汉人以大家族为单位举家南迁，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诸省，至五代南汉时，在赣闽粤的山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保留着中原汉人的习俗与观念，并形成了保留古中原发音特色的客家话。又因避乱，逐由第一次大迁移起就是南迁的客家人一个重要驻地的赣州，向东迁往“客家首府”汀州（今福建长汀），向东南迁往“世界客都”梅州、向南迁往惠州、潮州，向西南迁往韶关，分居广东的梅州、惠州、河源、深圳、韶关，江西的赣州、福建的龙岩、三明、广西的贺州和台湾的桃园、苗栗、新竹等地。客家人以惠州、梅州、深圳、河源、赣州、汀州、韶关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南方各省乃至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并最终成为汉民族中一支遍布全球且人文特异的重要民系族群。
由此可见，“客家”带来的文化传播并不是简单的由中原到中国南部，而是一个回复曲折的过程。客家先民迁离中原之际，正值中原文化经历过汉唐盛世而达到高度成熟和灿烂辉煌阶段，而以后的历次迁徙，又是客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对外的传播。福建、四川的客家有着和广东梅县地区客家相近的口音，有着接近的风俗，其实也是文化传播循环往复的结果。
当我们追寻客家文化的踪迹，最直观的就是客家建筑，客家的围屋土楼似乎透露出客家先人从中原迁徙并且“客居”中国南部的自然心态。一方面，客家先民在中原老家受到儒学的传统教育，宗族、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离开中原背井离乡，长期的流浪生活，更体会到宗族、家族合力的重要性，更加巩固和加强了宗族家族观念。客家的建筑保留着中原汉民族某些价值观念，一方面也在南迁过程中为适应和开拓新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新的文化因素。
客家民居的主要形式有：土楼、围龙屋、府第式堂屋三大类。无论是广东韶关的围屋还是福建长汀的土楼，客家民居从总体而言是中原建筑结合客家聚居地特点而形成的。其建筑材料（土）和构筑方式（夯筑）与早期北方民间的土构建筑相类似，而以三堂为核心的中轴对称布局则来源于中原府第式建筑。但作为落脚于偏僻山区的移民，客家人必须十分注重建筑的防御功能，以抵御野兽、盗贼等侵害，因此形成了封闭、坚固、聚族而居的客家居住形态。
不少地方客家的生活习俗也颇有古风，而无论是广东还是福建、江西，客家女性都以勤劳着称，这些不但在访古中都有迹可寻，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找到明证。
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其生活的空间版图既有赣闽粤三省毗邻区的区域性聚居地，这是客家文化形成、传播与传承的“主产地”与中心地带；同时又有集中居住的分迁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等“次中心”，还有遍布于湘滇陕黔浙琼等省的散点居住地。比如说四川的洛带镇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颇有几分历史的偶然。洛带镇历史悠久，相传汉代即成街，名“万景街”，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兴市，更名为“万福街”，后因蜀汉后主刘阿斗的玉带落人街上一口八角井而更名为“落带”，后又改称为“洛带”。洛带镇幅员面积22平方公里，人口2.3万，其中85%以上都是客家移民的后裔，主要是在300多年前从广东、江西和湖南、湖北（清朝时称湖广省）的客家聚居地迁徙而来。尽管距成都仅有18公里，但至今仍然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保存了较为完好的客家民居和习俗，因此被称为“西部客家第一镇”。洛带镇远离客家聚居较为集中的地区，反而为客家的历史轨迹留下了重要的记录。
客家文化传播的思考
如果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的省份和地区，全部属于中国的南方，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南方自古是蛮夷之地，直到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才开始南移，文化也随之南移。
在南方地区历史发展中，除了客家先民的集体迁徙，还有一些个体的“客家”也为被称作是“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的中国南部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气息，给南中国的人文添上美丽的一笔。
无论是海南还是广东，在古代中国，都是安置贬官吏的去处，所幸运的是，在中国文化中，个人的政治前途似乎从来没有和人生的情趣与成就划上等号，一种悲剧色彩让他们的人生显得更加厚重，因此，特殊的人生境遇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人作客异乡，伤佛雁过留声，也显示出个人与历史、个人与当地文化的巨大联系。
柳州旧有柳侯树，有德于民民祀之、这是1961年郭沫若先生参观柳侯祠，在《访柳示元遗迹诗》中留下的佳句。今天，诗中提到的已成为著名的景点和柳宗元学术研究的热点。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而此典故的起源也正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在浔阳码头与朋友话别时创作的歌行体长诗《琵琶行》,今天站在九江的浔阳楼上，回想诗人“同是天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古意。
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这句诗说的是苏轼让广东惠州一跃成为文化名城。
为官八月，江山易姓”说的则是韩愈到潮州做官，韩愈登临手植橡树的笔架山被称为韩山，韩愈驱鳄的恶溪被改称韩江。
庆历四年春，子京请守巴陵都。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度俱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是因官而起。
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据说宋代大诗人苏轼被贬海南始于当朝昏相章惇一个怪癖。章惇喜欢把别人贬到与其名有关系的地方。苏轼，字子瞻，恰好与海南儋州有共同的“詹”旁。章惇作出这一怪异的决定时并没想到会给僻远、荒芜的海岛带来多么大的幸运。
客居他乡是文化的漂泊，而在漂泊中固守传统，又是对文化的回归，客家的群落与客家的个体在踏上行程的那一刻也许并没有想到会给自己即将永久或短暂居留的土地留下什么。
固执的乡音，变化的建筑，独特的民系。
文化的传承与渗透，情感的漂泊与回归。
中国南方历来都处于中原文明的核心以南，千百年来，客家的先民几度辗转南下，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融，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又拓展了南中国的视野，遍及乡野的书院又使曾经的蛮夷之地成为“荆蛮邹鲁”。如今，古道石板上的马蹄印仍历历在目，古港外的惊涛岸仍动人心魄，天塹变通途，中国南方，有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广阔的视野。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飞过。“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当年过花甲的苏轼漂洋过海来到海南，南中国的阳光实实在在将他的伤感化作平平淡淡的超脱。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我们听到嗒嗒的马蹄声，我们又怎么判断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究竟是归人还是过客呢？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个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其成型的过程中，由于大规模的流动迁徒和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摒弃了懦弱保守的性格和意志薄弱的成员，并以坚忍卓绝的精神和斗志开拓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但是，客家文化的前身其实是中原文化，客家民系就产生于中原，客家人就是中原移民。遍布于今日粤、桂、台、闽、赣及海外的客家人，先天就带有中原文化的印痕，虽然历时久远，但他们代代相习，不断传递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客家文化是演变、递嬗了的中原文化，由于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生形态，所以，从文化渊源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是研究中原文化的资料来源和活化石。
没有中原地区移民的流动和南下就没有客家民系，这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然而，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兵燹战乱、国破家亡，这就使得迁徙带有被迫的性质和悲怆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流动也使他们更加看重旧有的文化基础和观念形态。中原文化中牢固的本土意识和人文精神时时振动着这些移民的灵魂，使得他们在观念上和汉文化精神始终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完全改变了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又迫使他们改变着旧有的文化(至少是局部地改变)，必须建立一些适应新环境、新形势的新文化而对过去有所扬弃。这样，客家文化必然具有两重性：一是有意识地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二是被动性地对旧文化进行改革，这成为客家文化的格调，也成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管是对旧有文化予以保留还是进行改革，也都无法脱离中原文化这个母体来源。
客家文化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客家文化中梳理追溯，总可以找出中原文明的某些原型或是影子。但是，从客观的文化形成而论，客家文化毕竟是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另一类文化形式，它也不能描述成派生出来的中原亚层文化。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实体文化，它是在中华民族大文化背景，社会历史变化中的产物，是局部文化运动嬗变的结果。
客家的起源及名称由来
1.客家的起源
统计数据显示，客家祖先范围起源或发迹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尤以黄河流域占绝大多数。两河（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客家人源于此是不争的事实。客家学泰斗罗香林先生有言︰客家先民其先世则多属于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水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等，即所谓中原旧地。有学者更把客家发源地圈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即︰“北起并州之上党（即今山西长治县境），西界司州之弘农（即今河南灵宝县境），东达扬州之淮南（即今安徽寿县境），南至豫州之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过去还有种传统说法，认为客家来自河南的光山、固始两县。
由于现在客家人问题已引起世界广泛的重视和多方面研究，普遍的观点认为客家民系在其社会宗法制度、文化生活习俗、信仰崇拜、风水迷信等方面类于旧中原。举一浅例，旧时客家妇女流行大襟衫，现在一些偏僻的客家山村中，老年妇女仍穿着大襟衫，其服饰与古代中原尤其宋代时期中原妇女的衣衫有极类似之处。综上所述，客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即古称中原地区。
2.客家名称的由来
所谓客家人，如字面上所示的意思，就是「做客的人们」，也就是「不是土著，是从外地来的人」。据说他们本来就不是中国南方的人，而是为了逃避历代中原战乱，集体南下的北方民族。经过多次迁徙，最后才迁到岭南「作客」的。
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民上有司，为给客制度』。
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宋朝制作户籍时，当时将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该地的土著称为「主」，以后从外地迁来的即称作「客」﹔客家一词于此诞生。
客家名称的由来，虽然出自晋元帝「给客制度」的诏书。但是这里所说的「客」，应该是广义的「客」而不是单纯地指今日客家人的「客」。这种广义的「客」，一部份演化为「越海系」，一部份演化为「湘赣系」。各系演化后，各有各的专有名称。宋以前，越海、闽海、湘赣、南海各系，已经形成，初虽为「客」，然长久居住后，已不自知其为客，在此情形下，便把宋以后由其他地区迁来的汉人，称之为「客」了。因此，客家的由来，是在各民系形成之后。
五胡乱华以后，直到唐末黄巢之乱，这一时期，客家民系尚未形成；客家名称尚未确立。从黄巢之乱后，客家先民避难迁徙到闽粤贛三角地区，经过五代纷争，及宋太祖的统一中国，客家民系才由其他民系的演化而自成一系；所谓「客家」的名称，就在这个时候确立。
1.客家族群南迁的时代背景
客家并不是中国南方的土著，他们原本是北方的汉人，历史上汉民族为逃避战乱、饥荒和政治不安而发生了几次的大迁徙，这些通常是以有丰富粮产的中国南部为目的地。
客家人南迁大致上可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时期：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国。秦代为防止异族入侵，乃派遣大军到广东北部驻守，秦始皇死后他们也无法回到中原，其留下的后代子孙即被称为『北江客人』或『先客』。
第二时期：东晋永嘉以后，五胡乱华，『冠带绅耆』的贵族，纷随东晋政府南迁，这批相率南迁的汉人当时称为『流人』。
第三时期：唐朝末年，因藩镇割据，黄巢作乱而受到迫害的人迁移到江西省西部、福建省西部与南部及广东东部与北部。
第四时期：南宋时期，金人南下及元人的入侵而入主中原，客家先民迫于外患，再次南迁。
第五时期：明末流寇之祸，清兵入侵，许多客家的节义之士纷纷投入抗清行列，有些客家人因此随着明郑部队迁至台湾。
第六时期：至清政权稳定之后的乾、嘉年间，客家人做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族群迁徙，这次迁徙的理由却和以往恰恰相反，而是生活安定之后，人口激增，山区的耕田本来就有限，因此，许多人只得向外发展，纷纷渡海至南洋或台湾，建立全新的势力范围。
客家族群每一次迁徙理由虽然都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不妥协、不屈服、独立自尊的精神。
结论
客家族群是中华民族中的一支，是属于汉民族中的客家民系。随着东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客家民系居住地一带兵荒马乱，客家族群开始南迁，因此展开了客家人千百年来族群的迁移序曲。
客家，这个处处为客处处是家的族群，千百年来垦拓迁移，无论所迁移的环境如何险恶，客家的语言与文化依旧「硬颈」的传承与坚持着。客家民系为寻求生活环境的安定，不断的自中国大陆中原地区向南迁徙，长期下来锻炼出坚忍的毅力与硬颈的精神，来向大自然生存法则挑战。